前任河南知府在半個月前被調(diào)任貴州去了，因為朝廷催促甚急，甚至都沒時間同孫傳庭做一個簡單的交接。

孫傳庭計算了下，河南知府離去的時候，正是他接到起復旨意的時候。

出仕后第一個官職就是商丘知縣的孫傳庭，對于河南并不陌生。

河南位于中原腹地，每次改朝換代時，這里都是兵連禍結(jié)之地，再加上一條黃河從此地經(jīng)過，每到王朝末年，這塊土地上的民眾就災難重重。

不過河南地處平原，黃河帶來的肥沃土壤和充沛的水量，使得這塊土地非常適宜于農(nóng)業(yè)。只要國家安定下來，這塊地區(qū)又是最先恢復過來的地區(qū)。

元末明初時，河南是戰(zhàn)火最為頻繁的地區(qū)，當明朝開國時，河南人口已經(jīng)較元末減少到了十分之一，大批的良田被拋荒，可謂是千里無雞鳴，白骨露于野的荒涼場景。

朱元璋為了重新開發(fā)中原地區(qū)，采取了遷民墾荒和設(shè)置衛(wèi)所屯田等一系列措施，使河南地區(qū)成為了軍民雜處的移民社會。

結(jié)束了亂世之后，黃河水患就成了河南最大的日常威脅。因為治水攤派的賦役不均，里甲編戶大量破產(chǎn)，土地兼并日益嚴重，擁有世襲特權(quán)的武官就成了河南地方社會的支配者。

這種情況同樣被朝中的當權(quán)者看在了眼里，明中期的**政府權(quán)威尚未衰落，因此當時的主政者還有勇氣和余力實施賦役改革與清理屯田，限制了河南武官的政治特權(quán)。

但是很快大批衛(wèi)所軍戶的后代經(jīng)由科舉入仕，逐漸形成了以士紳為中心的世家大族，確立了士紳階層在河南的地方社會支配體制，這也就導致了河南地方的"衣冠之虐"。

萬歷時以沈鯉、呂坤、楊**等為代表的開明士紳，提倡經(jīng)世致用的實學思想，致力于重建社會秩序的河南地方實踐，但只是緩和了矛盾，并沒有解決問題。

萬歷之后，地方上被壓制的鄉(xiāng)宦豪強勢力報復性反彈，導致河南地方社會矛盾的迅速激化。

孫傳庭擔任商丘知縣時，就已經(jīng)清楚的看到了這個問題，但是作為一個外來戶，他也不得不同當?shù)厥考澩讌f(xié)，采用緩和的方式安撫地方上的民眾。

但是很快他就被調(diào)回了京城，隨后因為朝中激烈的黨爭，不愿意被牽涉到其中的孫傳庭，選擇了告病還鄉(xiāng)。

孫傳庭原本以為，這次回鄉(xiāng)修養(yǎng)將會花費很久的時間。但是沒想到不過一年多，他就收到了起復的命令，還是重新回到了他出仕過的河南，只不過這次他被任命為了河南知府。

事前沒有收到任何風聲的突然任命，讓孫傳庭心里埋下了一絲擔憂。

他一路風塵仆仆的趕到了洛陽，才從副手馮杰處得知了，自己將要面對的處境。

朝廷要在洛陽城修建一個糧食集中交易市場，并修建一條從洛陽到三門峽的陸上通道，聯(lián)通西安到三門峽的水上航線。

這條道路如果能夠修建成功，那么河南入陜的運輸條件將會大大改善。

三門峽到小浪底的險惡航運條件，使得黃河航運的價值很難利用的上。

洛陽到潼關(guān)雖然有商道相連，但是崇山峻嶺之中，山路艱險難行。對比起來，還不及河南省內(nèi)鄉(xiāng)縣柒於鎮(zhèn)到陜西省商洛市的600里商於古道更適于入陜。

然而商於古道雖然出名，但也不過是一條最窄處2.5米，最寬處4米，勉強讓馬車和驢車通過的一條山道而已。

但是這條洛陽到三門峽的300里新建道路，規(guī)劃路面標準寬度卻要求在8米，而部分地段也不得少于6米，且還要在三門峽修建一座新城。

這些還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這些建設(shè)投入，河南府要自籌三分之一。

也難怪聽到了這個修路的消息之后，前任河南知府就立刻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寧愿跑去窮山惡水的貴州，也不愿意留在繁花似錦的洛陽城了。

而河南府的一干輔佐官吏們，看到孫傳庭到來之后，才會如此熱情的迎接他了。

事實上也不能埋怨這些官吏，河南府雖然有洛陽城這樣的繁華城市，但是洛陽城內(nèi)包括福王在內(nèi)，就有10家王府。而洛陽城外的地方，又處在鄉(xiāng)紳豪強和衛(wèi)所軍官的控制之下。

且河南府位于三省交界之處，轄區(qū)內(nèi)大半地區(qū)是山區(qū)，這賦稅自然也就每年僅夠支出罷了?，F(xiàn)在突然要修建糧食市場和一條300里的通衢大道，光是為此增加的徭役，估計就能讓本就勉強過活的本地百姓起來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