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商人代表大會的商人代表們不同，海商協(xié)會的大部分海商代表還是非常熱衷于，在京城召開一個協(xié)調(diào)關于海外貿(mào)易的會議的。

即便是已經(jīng)錯過了開會時間，那些海商代表還是在年后趕到了京城。而廣東和浙江去年并沒有參加協(xié)會的一些海商們，在經(jīng)過了激烈的討論之后，也派出了代表趕赴京城，要求參與協(xié)會的討論。

這些海商同鄭芝龍、劉香等兼職做海盜的海商，或是兼職做海商的海盜不同，他們都是在本地有家業(yè)，出海僅僅只是為了做生意的商人。

他們不同于鄭芝龍、劉香這些海商，離開了海洋就無法生存下去。也不同于那些想要壟斷整個海外貿(mào)易的縉紳豪族，完全把海外貿(mào)易當成了自家的聚寶盆。

對這些商人來說，他們希望海上有一個比較安定的秩序，朝廷收的稅收不要過重，能夠讓他們自由而安全的進行貿(mào)易就可以了。

海貿(mào)原本就是一個資本集中度比較高的行業(yè)，雖然在崇禎看來，一只一兩百噸的船只不過3-5千兩銀子，實在是有些便宜。

對于這些中小商人來說，一艘可以出海的船只加上滿載的貨物，還有聘請的船工，已經(jīng)是相當于十來戶人家的全部資產(chǎn)了。

雖說海外貿(mào)易利潤驚人，一、二次出航就能把船只成本收回來，接下來每次出航贏得的利潤都是凈利潤了。

但在這個時代每次出海，就同賭命沒什么兩樣。從東南沿海港口出發(fā)，前往船工們最為熟悉的航道，即日本、馬尼拉、會安三地，10艘船出去，總是有2-3艘船回不來的。100%的利潤，也就意味著100%的風險。

而隨著航線距離的延伸，船只所受到的風險會成倍的上升。特別是東南亞、印度洋區(qū)域，不管是**海盜還是歐洲冒險家，都知道中國船只的武力是最為薄弱的，但是他們船上的貨物卻是最為值錢的。

中國商船上裝載的中國貨物是各地最為暢銷的商品，不管是運回歐洲或是就地發(fā)賣，都不愁銷售不出。即便他們搶劫的是一艘已經(jīng)賣完了貨物的中國商船，這些喜歡攜帶貴重金屬回國的中國商船，也絕不會讓他們失望的。

于是中國商船一旦出了馬六甲海峽，10艘能夠回來3、4艘便不錯了。中國商船的武力對付那些拿著冷兵器肉搏的**海盜還能夠抵達一二，但是遇到了以火炮作為主力武器的歐洲商船，基本上就只能調(diào)頭逃亡了。

這也是為什么，明初時中國商人還能抵達非洲，不少中國**商人還能去麥加朝圣，但是到了現(xiàn)在，大明的商人基本上就只能在近海的池塘里游泳了。

隨著海外貿(mào)易航線的收縮，中國海商之間的競爭顯然就激烈了起來，這么狹小的東亞、東南亞市場，顯然是無法承受東南沿海各省海商一起出海貿(mào)易的。

大海商為了維持自己的利益，聯(lián)絡朝廷官員提出海禁政策，自然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了。而那些利益受損的中、小海商，不是棄海上岸，就是干脆下海為盜，成為了東南沿海的一個禍害根源。

在以往，這些海商們不是依附于鄭芝龍這樣的海盜頭領，便是依附于控制著海貿(mào)貨源的縉紳豪族。但是不管依附于誰，他們同樣是要付出不菲的代價的。

而這兩方之間的沖突，也常常會波及到他們。因此對于這些海商們來說，由朝廷出面整頓海上的秩序，保護東南沿海各港的安全，顯然是最合乎于他們的利益的。

再加上，過去一年來朝廷的行動告訴了他們，朝廷的目標顯然并不僅僅在于保護幾個本土港口和東南沿海的海上秩序，朝廷還在組織人手和力量為大明海商開拓海上貿(mào)易的安全航線。

單純的開放海禁，其實對于這些海商們意義不大，因為距離大明較近的幾處貿(mào)易港，能容納的大明貨物數(shù)量是有限的，開放海禁不過是讓此前壟斷了這些航道的海商們降低了利潤，事實上反而損害了他們的利益。

但是對于拓展安全貿(mào)易航線，卻真正的引發(fā)了這些海商們的興趣。這個時代貿(mào)易利潤最為豐厚的，自然是海外貿(mào)易，但是海外貿(mào)易的利潤也是分等級的。

像那些歐洲商人跨越大洋而來，他們往返歐亞一趟的貿(mào)易航行，所得利潤必然是投入的3倍以上。